读尹学芸《岁月风尘》三题

      2019年，擅写中篇小说的尹学芸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岁月风尘》。

      作品围绕着两个女性的人生历程，展现了冀东大地的风尘狼煙，浓缩着百年历史的沧桑盛衰。

      在这部小说中，我读出了四个关键词：女性、岁月、家国、人性。

读完小说，掩卷沉思，一对姐妹李勋李荃传奇而普通的人生，同根又迥异的命运，久久萦绕于心，遂得三题，成此文。

      李荃本来是红妆女娃却从小被当作男孩纵惯着，天生假小子的性格，磨砺成真汉子的品行：面对杂牌军司令冯品一的枪口毫不畏惧、大义凛然，足见其不同凡响，此其一；女扮男装投身革命，参加姚飞飞的游击队，以铃铛之名威震敌寇，此其二。小说就此确定了李荃传奇的性格基调。

      塑造女性革命者的形象，是现代文学史人物谱系中历久不衰的辉煌页面，红色娘子军、双枪老太婆等女豪杰，国人无人不晓；女扮男装、奋战沙场的巾帼英雄，古有花木兰，近有郭俊卿（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文学人物高山），大家耳熟能详。李荃在当今时代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再次以女扮男装的传奇人物面世，很可能面临奇而不传的遭遇。尹学芸如此立意，执意接受挑战。

      尹学芸谈《岁月风尘》时说，“李勋和李荃的身上，寄托了我对那个年代女性的种种想法和看法。无疑她们更接近传统，但也更走向叛逆。对立而又统一的复杂人性在这对姐妹身上有了更充分的体现。”“对立而又统一”，这是创作的辩证法。

      我想到了黑格尔《美学》“人物性格”一节中阐述的性格理论。黑格尔说了这样三层意思：第一，是把性格作为具备各种属性的整体，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第二，性格应该显现为得到定性，也即它的丰富内容中，有些方面更为突出，占主要地位。第三，性格作为一个整体，丰富性和定性是统一的，具有坚定性。概括为三个词：丰富性，定性，坚定性。尹学芸“对立又统一”的创作辩证法，也是这样的创作思想吧。

      刚直倔强、敢作敢为、临危蹈难、尚武好强是李荃的性格基调，也可说是她的性格“定性”。作为女性，她的性格之“奇”在于更多男性色彩，但她毕竟身为女性，必然有女子的天性，这就是李荃性格的丰富性了。她的女性意识的萌生，是奉命下山为游击队寻找组织遇险时被宋则解围。大哥宋则握着她的手，把她揽在身边，“一种奇怪的感觉令铃铛觉得脸上热烘烘的”。后来李荃又无意中在宋则面前暴露了女性身份，就是这一瞬间，似乎突发了朦胧然而命定的“一见钟情”，其实只是一句话：“我是不是很丑？下山之前队长把我的眉毛抜去了，她说我这样更像傻小子了。”此后宋则让交通员老吴捎来一支钢笔，姚飞飞把李荃推过来，笑着说“大哥给铃铛下聘礼了”。从来不拿针线的李荃亲手在胸前缝了个口袋，珍藏这支钢笔。再次与宋则见面是在李家祠堂的地下室，“铃铛情不自禁地投入了宋则的怀抱。宋则像哄孩子一般拍了拍铃铛的背，附在铃铛的耳旁悄声说：‘我爱你！’”以上就是李荃与宋则从相识、相亲到定情的全过程，没有林下溪畔的情感交流和山盟海誓，完全是心有灵犀，一支钢笔授受相亲，象征着生死不渝！尽管从此天人永隔，此爱此情却刻骨铭心，浸渍着李荃整个人生。她在烈士陵园迁墓时发疯似地要找到宋则的遗骨，她断然拒绝地委书记老秦而为此与陈兆林假结婚，在情爱世界的忠贞不二正是女性精神的崇高体现之一。李荃的女性意识如此深沉而执着，为此人生受挫也全然不顾，在地委团校学习期间组建了一个“五人特别小组”，其中三人都是被遗弃的干部妻子，她们在干部的家庭婚姻问题上为女性维权，李荃这个坚定的革命者却因此挣得了一顶“反革命”帽子！

      《岁月风尘》全书篇幅二十多万字，正面描写李荃与宋则情爱的文字总共不足一个页码，而李荃的这一次感情经历影响了她此后的全部人生——只用了不足千字，真可谓不写之写，以后多处呼应，似草蛇灰线，脉伏千里。

      我忽发遐想，如果尹学芸能对“五人特别小组”事件有所展开，一变惜墨如金、不写之写的叙述策略，纵笔袒露李荃的心灵，使这个人物在作品中一直被压抑的感情终于得到一个抒发的窗口，与92至95页李勋诗意的心理描写相呼应，内心展示更加充分，人物形象岂不是会更加丰满？

      写到这里，再插一句。铃铛找到组织回到游击队，她与姚飞飞同住在章若儿原来居住的房间里，小说突然冒出一句姚飞飞“烦躁不安已经有些日子”，当夜铃铛还梦见姚飞飞嫁人了。这一段找不到前因后果的意外之笔，似乎大有文章，却又戛然而止。若是诗歌，或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作为长篇小说，我却觉得似乎又错失了展示两位女扮男装的巾帼英雄隐秘的女性心理的机会，如套用黑格尔的性格理论，是不是描写人物性格丰富性上有所欠缺？

      一个女子，常以戎装示人，可谓不爱红装爱武装，但女扮男装不等于女性意识消亡。花木兰班师回家，脱去战时袍，换上女儿装，做的第一件事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身为女子的女性意识是不可能被真正磨灭的，虽然戎装在身，依然红装在心，这是人性的真实体现。

      人类社会中，男女必须平等。为事业、革命付出努力、作出贡献时，确实男女都一样；由于生理、心理的差别，又必须关注男女之不一样。只有把这“一样”与“不一样”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男女平等。

回到《岁月风尘》，我觉得李荃形象刻画，体现了上述的“一样”与“不一样”的统一，她是集女性革命与革命女性于一身的艺术形象。

      尹学芸说，李勋和李荃“更接近传统，但也更走向叛逆”。我开始有点不明白。李荃无疑是叛逆的，李勋却是再典型不过的传统女性。自结婚以后，她就“嫁鸡随鸡”，而且“从一而终”，无怨无悔。再一想，不对啊，李勋在小说中是以与人私奔的女主角身份出场的，此举是姐妹俩共谋，姐姐却是“主犯”。一对姐妹花，两个叛逆者！自此以后，分道扬镳，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几乎背道而驰，在漫长的岁月中，只见过三次面，而且都不欢而散。

      两姐妹整个人生所处的时空，始终相距不远，但离开李家大院后，李勋一心营筑自家的小巢，李荃则无所畏惧地投身于社会风暴，一为家，一为国，各自的精神世界在岁月风尘中反向而行，渐行渐远。漫长人生中三次短暂的见面，虽亲情依然，但思想意识已南辕北辙。第一次，李荃被追捕时躲入李勋家，齐仲澍的照片为李荃解了围，也因为这张照片，姐妹俩翻了脸。后两次见面，李荃都想规劝李勋勿再对仲澍抱有希望，早日重组家庭。李荃都是出于好意，但李勋觉得伤害了她守护一生的神圣感情，绝对不能接受。

      李家姐妹从同一个起点出发——或自觉或朦胧地对封建礼教的叛逆，自从跨出了这一步，李勋似乎找到了归宿，从此封闭于自我世界；李荃则与时俱进，走向广阔的天地。然而，她们各自都不忘初心！

      关于李荃，已如前述。李勋叛逆的初心就是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家庭幸福。这本来就是一个封闭式的人生目标，所以她对叛逆的初心的坚守，必然转为传统。仲澍被征兵以后，她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与丈夫团聚。没有消息时，她年复一年，为仲澍做鞋，寄托自己的思念；一有消息，仲澍招呼“速来沈阳”，便义无反顾，徒步北上，历尽千辛万苦，堪比孟姜女千里寻夫！做鞋与寻夫，一静一动，感人至深。《岁月风尘》中的李勋，就是这样一个既有反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又有传统东方人伦魅力的极具美学价值的女性形象。

      这里再说一句，正如作者所说，李勋与李荃都接近传统，也走向叛逆，那么他们之间格格不入，我想就是价值观的差异。虽然她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中国社会当时处于内忧外患、错综复杂的剧烈动荡之中，姐妹俩实际上被两个不同的时代因素所裹挟。李荃是革命时代的人物，而李勋仍然是个民国女子！有评论者指出：《岁月风尘》“呈现了近百年波澜壮阔的社会人生图景，这无疑是作者创作上的一大突破，也显示了作者成熟从容的历史空间建构与叙事驾驭能力”。此语不虚，《岁月风尘》的人物形象正呈现了这样的历史感！

      在现有的评论中，我还看到了关于《岁月风尘》的两种说法。一说小说“谱写宏阔社会中的女性传奇”，一说《岁月风尘》“将关注的视角投向时代洪流中的普通女性”。两者看似矛盾，恰如硬币的两面共生共存，不正是尹学芸遵循的“对立而又统一”的创作辩证法吗？受此启发，遂得此第三题。

      如前述，李荃变身铃铛，男装从戎，无异于花木兰；李勋千里寻夫，堪比孟姜女。所以，说这姐妹俩的人生故事有传奇色彩，大概持异议者不多。小说人物的传奇色彩，应该也是中国文学故事的传统特色之一。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无疑是“武器库”里可以调动的重要装备。我阅读尹学芸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已感到她的小说收放自如，传奇而不离奇，不故弄玄虚却扣人心弦，是讲故事的高手。《岁月风尘》为又一例。

      尹学芸小说的传奇性，其特点是有张力而绝不张扬；纵然惊心动魄，感天动地，但都潜伏在山乡村民质朴平实的日常生活叙事之中。翻开作品，满篇幅洋溢着冀北山区的乡土气息，农村各阶层的生活场景历历在目，乡亲们的情仇爱恨、喜怒哀乐表达得淋漓尽致，时局动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惨状，风浪起伏、沧海桑田的岁月风尘，在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展露无遗。尹学芸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曾说：“有人愿意紧跟时代热点，我则愿意沉下心来，细细品咂岁月风尘中的凡人过往，在生活的缝隙捕捉有意义、有意思的人和事。” 正是这样厚实的现实生活的质感，构成了《岁月风尘》这部长篇小说的底色。

      我还注意到这样的评论：“与尹学芸以往书写具有生活‘质感与痛感’的作品相比，本部长篇有意识地拉伸了历史的时空，穿越岁月风尘，直击历史的‘质感与痛感’。”这当然是作品的整体叙事（包括传奇色彩和日常叙事）所产生的效果。但我有一个未必准确的感觉，日常叙事更具“质感”而传奇色彩更多体现“痛感”。这“质感”与“痛感”无不映现着人性的光辉！

      最后，我异想天开地想给尹学芸《岁月风尘》的创作杜撰这样一个命名——

传奇现实主义！

      有一句大家熟悉的谚语：“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事实或真如此，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究竟哪一个读者心目中的哈姆雷特最接近作者莎士比亚的创作原意？

回顾几十年的评论写作经历，我始终惶恐于自己的解读是否真的符合作家创作的“初心”？

写作此文，惶恐依然。如果我对《岁月风尘》的上述议论，有误读或过度阐述之处，敬请作者与读者批评指正！

                                                                   （《天津日报》2020年3月31日）